敦刻尔克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胜利,为何让人念念不忘

电影《敦刻尔克》的热映,引发了不少议论。一些是“怀古”,借此普及了二战时的那段历史,还有一些则是“叙今”,甚至与现在西方世界的保守化趋势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纷纷扰扰中,或许有人心中会盘踞着这样一个疑问:单从行动本身来说,敦刻尔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场胜利(尽管有人说孕育着胜利的种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人们始终念念不忘?

 

丘吉尔也未料到会退得如此成功

 

不同国家的历史教科书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部分,都不会跳过敦刻尔克大撤退,构筑了战后一代又一代人对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这场历时不足十天的撤退,为盟军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940年6月4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议会下院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绝不投降》演说,称这次撤退是“救援的奇迹”。后来便有了“敦刻尔克奇迹”一说。这也是1982年沃尔特·劳德(Walter Lord)介绍敦刻尔克行动的著作出版时所选用的标题。该书成功登上了当年《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

 

敦刻尔克撤退确实创造了奇迹。丘吉尔在下院的演说中强调了这次迫于形势的撤退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功,并以此鼓舞英国民众继续战斗,不向敌人妥协。这位后世知名的政治家、演说家和文学家在1940年5月10日刚刚成为英国首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并未留下卓越战功,甚至因为加里波利一役的错误决策造成英军巨大损失,让他的仕途陷入泥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丘吉尔在政坛再度崛起,却在任职后不久就提出了撤退的方案,难免引发怀疑,而他认为这么做有助于保存英军实力。不过,就连丘吉尔本人也并未预期这场撤退会取得如此成功。撤退开始前,他预期仅可以撤回2至3万士兵(一说是4.5万)。

 

交战双方都从这场撤退中看到了“胜利”

 

在英国空军的掩护下,超过1000艘英国的民用、商用和军用船只,以及来自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曼岛等地的商用船只抵达敦刻尔克附近分三路开展撤退行动。在来自蒙特利尔的将领詹姆斯·坎贝尔·克劳斯通(James Campbell Clouston)的指挥下,最终成功撤退了33.8万盟军,远超预期。撤退的士兵中有将近三分之一是法国士兵,其中部分后来加入了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而英国远征军中,也有来自印度等殖民地的士兵。

 

为了确保抵达敦刻尔克海岸边的盟军有充足的时间撤退,有数万英国远征军士兵战死,另有数万人成为了德国的战俘。比利时和法国的军队负责牵制德军,数万人死伤。参与撤退的小船有近半数沉没,英军的辎重大多被留在了欧洲大陆。敦刻尔克城被德军轰炸得只剩废墟。但是,诡异的是,交战双方都从这场撤退中看到了“胜利”。从德军的角度来看,盟军撤退并留下了大量战俘和战备意味着本国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但英国国内认为,这场有序和有效的撤退是转败为胜的关键。远征军未来可以继续战斗,也就为取得胜利留下了希望。

 

两种“敦刻尔克叙事”汇聚成集体记忆

 

随着盟军最终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让后世保持了对敦刻尔克撤退的积极评价。无论是讲述这次行动的著作还是电影,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陈出新。晚近的作品都尝试挖掘所谓“被忘却的”普通士兵在撤退中的经历,以及滞留欧洲大陆的士兵的经历,为这一事件提供了更为鲜活和复杂的历史记述。

 

这一变化也呼应了近30年来欧美关于战争史的研究从政治和军事转向个体、心理和全球的趋势。不晚于20世纪80年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学者对1915年诞生的炮弹休克(shellshock,亦译作弹震症)这一概念开展深入的学术研究。炮弹休克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DS)出现之前用以描述士兵战后产生的心理问题的术语。此后,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重要将领和重大战役等军事和政治层面的问题,更多地开始关注战争中的普通士兵,包括他们自述的战争记忆和评价。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材料也从军事和政府档案、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信函、电报和回忆录,拓展到了士兵的日记、书信、战后证言和访谈资料等。

 

约书亚·莱文(Joshua Levine)于2010年出版的《敦刻尔克被遗忘的声音》(Forgotten Voices of Dunkirk)便是利用了大量收藏在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中士兵对于敦刻尔克的评价录音而完成的作品,旨在让幸存者实际的想法得以为世人所知,并展现“敦刻尔克精神”的内涵。该书被收录于“遗忘的声音”系列。其他作品还包括《大屠杀中被遗忘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声音》等,亦可看出学术界和出版界都对展现战士个人经验予以重视,呼应了学术研究取向上的变化。

 

的确,不同个体对同一场战争的表述差距很大。他们没有指挥官的战略思维,提供的看法零散又主观,且因为士兵的个人经历难以完整追溯而让研究者缺乏解读士兵观点的语境。通过编辑之手选择出来的观点也不一定有代表性,更多地表现出甄选者的看法及其试图构建的叙事。即便如此,还是可以看出英国远征军士兵在准备出战时的激动,行军过程中对战友的关注,收到撤退命令时的手足无措,以及等待撤退时的枪林弹雨。只言片语之间,战争不再是抽象的伤亡数字、地图上的行军路线、打印在电报纸上的决策和通知,而是一双双眼睛看到的战争现场,对读者而言极具冲击力。

 

新的作品也关注到了以往被忽视的敦刻尔克海滩之外的情况。2009年,西恩·朗登(Sean Longden)的作品《敦刻尔克:被留下的人》(Dunkirk: The Men They Left Behind)讲述的是被留在欧洲大陆的盟军的境遇。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了战俘,而他们的所思所想也是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一部分,但以往很少有人讲述。战俘的后人们所记录的这一群体的体验,让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叙事更为完整。

 

观众和读者也许已经发现自己面对两种“敦刻尔克叙事”,一种是教科书和通俗史书中抽象的敦刻尔克撤退,一种是影片和新作中个体化的、富于视觉和感官冲击力的敦刻尔克撤退。两种叙事背后的两种记忆,都是敦刻尔克撤退的一部分。未来或许还会有更多的新作,提供一种新的集体记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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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主编:王珍,邮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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